在中国北方的城市当中，有几个是沾点洋味的，大连、烟台、青岛、哈尔滨，还有一个就是天津。天津有一别名，天津卫。这个“卫”字，大概指的是它离皇城较近，有镇守和卫护皇城的意思。然而，不幸的是，在中国近代史中，天津也一样受到外国人的侵占，遭受过殖民统治。这些都使得这座北方古城的历史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更加具有一种特有的样式。作家冯骥才虽然从老根上说并不是纯粹的天津人。但他却是自小在天津长大，熟悉天津，迷恋天津的天津人。这位曾经是篮球中锋同时又擅长书画的多才多艺的作家，自70年代末期因写小说成名以来，在自己写作渐入高峰的时候，忽然转向去研究和从事保护“老天津”的工作。不仅自己专门去参与保护历史文物的工作，而且在他的小说创作中，直接出现了一些与老天津有关的文字。这当中就包括他写的著名小说《神鞭》。
从生活表层看，30年代的天津与上海何其相像！洋房、洋车、教会学校和赛马、咖啡馆与黄油蛋卷、夜总会、溜冰场、无声与有声电影、圣诞夜、专卖舶来品的洋货店、钢琴教师、拜尔药厂的阿斯匹林，手摇电唱机、三明治，以及常常写错了字母的英文广告……，然而半个世纪后，重新开放了的上海马上找回昔日那些洋洋得意的感觉，文化形态上一脉相通地衔接上。天津却空空如也，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自己的昨天丢失得一干二净。上面所说的那些小洋楼在半个世纪来革命大潮反复的涤荡下，几易其主，如今只剩下褪了色的建筑躯壳，近代史上赫赫名人的故居，如今边楼中的住户也全然不知，80年代以来，当年上海洋行的老职员回到外滩的合资公司里重新谋到美美的差事时，天津街上的那些洋行纯粹成了死去的遗物，我翻着上海年轻人写的《上海的风花雪夜》和《上海的金枝玉叶》心想已经没人能有声有色地叙述出历史上那溢彩流光的一页了。难道天津的30年代只是一种“一次性”的文化，就像重庆的陪都文化？但陪都不过8年，天津近代文化形态至少辉煌了半个多世纪！
内中的缘故，有一点应当肯定，天津租界舞台上的那些人物一半以上是来自外地。单是来自京都与各地军阀要员寓公式人物就不可数。简要举例如：张学良、顾维钧、袁世凯、冯国璋、孙传芳、溥仪、曹馄、张自忠等等，开个名单至少数百座这种名宅与故居。他们并非做为退后的安身之地，而是营造一个避风的小码头。他们本来与天津本土并无更深的血缘。倘若一去，两不相依。至于由工商起家的实业家，虽然名声显赫，但中国近代的民族工商业相当脆弱，起步不久，便进入50年代的彻底改造，失去了实在的性质。60年代“文革”一来，这一带就是轰击的重点。天津卫这点面积有限的“洋”的东西就净光光。
往深处说，天津的近代文化，只有生活文化形态，但无思想文化形态。尽管一度深受西方文化和科技影响方面在中国占领先位置。无论海关、城建、邮政、电报、媒体、还是火车、电车、自来水、电力，乃至教会带进来的乒乓球、羽毛球、风琴，以及博物馆艺术等等。但并不能因此说天津对外来文化持欢迎态度。因为在1919年以前，西方文化是强加给中国人的。而且这些文化形态基本上存在于租界中，对本土的天津人的影响有限。
因此，天津在迅速发展为北方商业重镇的同时，外来的思想文化却未产生深刻影响，那么外来的生活形态也只能是一时时髦而已。时过境迁，过往不存。这样，也就造成了地方文化的保守性。
光绪年间出版的《津门杂记》在描述洋人溜冰（俗称跑凌鞋）有一段话曰：
“所谓跑凌鞋者，履下包以滑铁，游行冰上为戏，两足如飞，缓疾自然，纵横如意，不致倾跌，洋人亦乐为之，籍以舒畅气血，甚妙。诗曰：
往来冰上走如风，鞋底钢条制造工，跌倒人前成一笑，头南脚北手西东。”
这便是天津本地人对洋人的典型态度。好奇之中尚不失一种冷眼旁观者戏谑的意味。这戏谑中藏着一种隐隐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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